在一个男性扎堆，没有一个异性的地方，我们会听到这样一句话，“只要是个女的，就是漂亮的。”那么在一个女性扎堆，男人稀缺的地方如何呢？来自4月23日《生活新报》关于“农民‘西门庆’与十余少妇有染，被乱棒打死”的报道告诉我们：恶棍也会变成女人的“偶像”。

三家寨这位叫杜凤华的农民“西门庆”之所以能够对这些妇女为所欲为，是男人相继外出打工之后，三家寨慢慢变为了一个“寡妇村”。这些男人常年不在身边的留守妇女确实跟“寡妇”有几分相似，家中没有顶梁柱，更没有安全感，她们那微势的力量常常抵不住一个恶棍的冲击，所以才会出现一些留守妇女将杜凤华这个始终以蹂躏他们肉体为目的的恶棍，看成了个自精神和身体上的依靠。

这样说并非诋毁那些留守妇女，而是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她们在默默操持各自家务的同时，也饱受着对自己丈夫相思之苦的煎熬。她们用大山一般的人韧忍和沉默，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奉献着自己，是可爱的人。

这下妇女的男人为了改善家庭生活进城打工，可是，对于这些农村留守妇女来说，生活面临的问题，不止在物质方面，还有生理和精神，或许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物质上在困难在农村中天地总能解决肚子问题。而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农村留守妇女丈夫常年不在身边，他们忍受着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负担，家里冷冷清清，嗅不到一丝男人味，谁能理解她们内心的苦闷？谁来安慰他们孤独寂寞的心灵—她们在每一个虫鸣蛙声相伴的夜里在想些什么？她们会否担心丈夫在城市的花花世界里是否有外遇？会不会来个抛妻离子另寻新欢？

是什么让她们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市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换句话说，农村留守妇女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体制性“寡妇”。

从农村角度看，在那里有他们乃以生存的土地与资源，有些资源很多时候不能自由买卖。因此，他们不能够一走了之，要守着这些财产，不守着就可能变成无根的浮萍。从城市角度看，由于户籍等一系列门槛，一个农民工要想在城市安身立命并非易事，更不要说拖家带口，他们没有能力将妻子儿女全部带到城市里。割裂的城乡，让这些妇女处于十分尴尬的生存处境之中—走不能走，留又留得十分可怜。

前两年，有些有识之士注意到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其实，留守妇女同样是农村的一大问题。儿童关系社会的未来，父女关系家庭的和谐。将留守问题当成一篮子的社会问题来思考，而不是分散地让每个家庭来默默承担，理应成为政府的责任。如果说发展比需要一些人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将这种代价尽量减少到最低？这是实实在在的以为人体是我们有所为之处。        

文章来自武汉《媒体从业者》作者：廖保平